郭台铭参选称妈祖托梦 当“神明旨意”对上“人民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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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台铭宣布参选总统,引起台湾媒体的一致关注,也为台湾2020年大选埋下更多的不确定性。其实纯就政治文化的角度来看,郭台铭宣布参选并不稀罕,但他声称得到“妈祖托梦”指示,除了展示其对妈祖信仰之虔诚外,以台湾社会熟悉的宗教信仰,诉诸“接地气”的方式与选民对话,也再度掀起外界嘲讽台湾政坛这股“君权神授”的风气。

郭台铭自称是受到妈祖托梦,才会宣布参选台湾总统。图为台湾大甲妈祖(图源:中央社)

顾名思义,在“君权神授”(Divine right of kings)之下,统治者的政治权力与统治正当性(legitimacy)并非根植于被统治者──即人民,而是由超脱世间万物的“上帝”(或其他神祇)赋权。不仅仅是欧洲君主,世界许多地区都曾有过“君权神授”的政治学说,影响深远。

就中国而言,君权神授历史极为悠久,相传商王就具有解读神谕(占卜与卜辞)的特殊能力,“几乎无事不卜”,今天看到的甲骨文多是卜辞;而秦始皇曾命丞相李斯刻“受命于天,既寿永昌”之玺,象征统治的天意。发展到后来,西汉时期董仲舒著《春秋繁露》讲述儒家公羊学派思想,其中的《郊语》篇以“天人感应”作为基础,认为“天”是“百神之大君”,如果没有好好侍奉,“虽百神犹无益也”。而“天子者,则天之子也”,替“天”管理“天下”,治理靠的是“德行”。由此明确天子的君权神授思想,到清朝都没有撼动,所谓“奉天承运”是也。

梵谛冈的教宗具有上帝代理人的身分,曾是君权神授下,不可或缺的政治行为者。图为现任教宗方济各(Franciscus)在2018年10月与台湾副总统陈建仁会面(图源:中央社)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中国帝制,改国体为共和,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典礼结束后送客时曾言,“国民是国家的主人,总统是人民的公仆,理应送到阶下”,此言等同翻转两千年的“君权神授意象”。尽管中国成立共和已经百余年,但君权神授意象并未彻底消失,时不时还是会“复苏”、成为政治行动的工具,如民国时期袁世凯跟溥仪都曾举行“祭天”仪式。

1949年后未进行激烈社会变革的台湾,则是经历了在地化的宗经信仰与政治经营不断结合的过程。背后体现的不只是精神世界的一面,以及宗教宫庙资源与人际网络的另一面。

台湾的政治变幻莫测、纷杂不已,但若要说出政治人物有共识的话,除了常挂在嘴边的人民,最重要的恐怕就是神明,这一点不分蓝绿。不会有人否认,台湾的庙宇本身就是政治舞台、是跃上新闻版面的重要管道。远的不说,近年来的案例即多不胜数,曾于2010年在台北市保安宫许诺不会选第三次苏贞昌,仍禁不起民进党内的催促、参与2018北市长选举,遭讽连神明都敢骗;而近月来被探索频道(Discovery)列为世界三大宗教活动盛事之一的大甲妈祖绕境,更是云集台湾所有重要政治人物亲身参与,举凡徒步进香、抬轿、跟拜,其中能看到蔡英文、柯文哲、朱立伦等人的身影,影响之大可谓无出其右。

甲骨文是中国商朝诸王与天神对话的一种重要管道,象征人与神的亲密联系,这种连结到现在仍存在于台湾的政治文化当中(图源:VCG)

就算放到台湾基层,也还是可以看到许多“天人感应”般的政治文化现象,尤其是“掷茭”的运用。例如2013年新竹县某乡乡代会主席补选,由于多位乡代有意问鼎、为了避免“破坏和谐”,直接在该乡“显圣宫”妈祖面前掷茭,每人掷10次、以“圣茭”次数最多者胜出,最后投票时无人跑票,都投给掷得次数最高的人选。类似以“掷茭”展现“神意”、决定政治纷争结果的案例,在台湾基层绝非少见。

中国西汉时期董仲舒“天人感应”式的政治论述在当代台湾仍以各种形式屡见不鲜,再加上台湾民众熟知的“掷茭”作为实践手段,搭配政治经营与动员的需求,构成一种近乎根深蒂固的政治文化。台湾尽管受到西方近代民主思潮、以人民个体为基准的政治哲学影响,也受中国五四运动以来高唱百年的“德先生”、“赛先生”影响,但还是能看到3,000多年的中国政治文化遗产身影,形成台湾特有的“宫庙政治学”。

放眼2020年台湾大选,目前逐鹿者众,想必政治文化当中的“神谕”还会有不少展现。但是台湾民主政治要进步,政治人物更需要听见人民的声音,而不只是空谈神明的旨意。以宗教信仰为其中一条轴线的台湾政治文化,有其在当地存在的合理性,但如果“神意”大过“民意”,赋予人民“任神摆布”、无力自主的公共场域身分,则是对台湾民主政治莫大的斲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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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林嘉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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