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解读:大游行背后 香港“国家安全漏洞”怎么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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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时间6月9日晚在香港进行的反修例游行,人数之众超出预期,虽然民阵(全称为“民间人权阵线”)与香港警方公布的人数相差很大,却也不可否认其自回归以来的罕见规模。港府于当日晚间亦发表申明,指“今日参加游行的人数虽然很多,却大致上和平有序”。而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在10日的记者会上也表示,“这是制度上的一大缺陷,政府不能视而不见。”

围绕香港今次的游行以及逃犯条例相关话题,多维新闻专访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研院、法学院副教授,北京党内法规研究会常务理事田飞龙。在田飞龙看来,在政治上退无可退的处境下,逃犯条例的通过是可以预期的,否则特区管治与中央权威均会严重受损。问题是,此次反修例运动再次暴露了央港关系深层次结构性矛盾并未真正解决,香港在回归22年之际依然是严格的“制度离岛”,“一国两制”的全面准确实施依然面临严峻挑战。以下为访谈实录。

多维:香港这一次的反修例游行,人数之多超出了各方的预计。虽然条例的通过不会因为这场游行而搁置,但对于香港内部的损耗却是直接的。而且从中也不难看出,港人对于北京的深度不信任。

田飞龙:香港是“购物天堂”、自由港和旅游天堂,在这些自由和繁荣背后,人们想不到香港还是一个“逃犯天堂”。由于香港未能建立与内地、澳门、台湾及其他一些司法管辖区的逃犯移交互助协议,亦未能建立一种确保效率和信任的个案移交制度,导致香港与外部司法管辖区的逃犯移交陷入某种制度洼地。这对于香港的法治、安全及国际司法合作构成不利影响。陈同佳案,一起香港居民在台湾杀害香港女友的刑事案件,由于港台之间缺乏逃犯移交协议,也缺乏有效的个案移交制度,导致嫌疑人迟迟不能伏法。由于司法证据的完整性与唯一性,如果逃犯不能及时移交,即便在香港提起诉讼亦难以获得足够证据支撑定罪量刑,最终仍然放纵犯罪。特区政府本于弥补本港法治漏洞的单纯动机,启动对本港逃犯条例之修订,试图在“协议移交”之外创设“个案移交”制度,以便利香港与未签署移交协议的司法管辖区之间开展逃犯移交互助合作。此次修例由个案引发,但其意义确实在于填补香港法治的固有漏洞。  

6月9日的反逃犯条例游行,人数之多超出各方预计,这也暴露出香港的结构性难题挑战依旧(图源:多维记者/摄)

作为法治社会,香港人对于这一修法行为本应理解和支持。特区政府乃至中央亦未曾预料修法过程如此一波三折,甚至引发了多次抗议性的大游行,6月9日的游行更是达到了人数及压力展示的峰值,据称超过了2003年反23条立法的大游行。游行是非暴力的,是合法的,但其展现的反对派议题掌控力和组织动员力是惊人的,所施加的政治压力包括包围甚至占领立法会的运动威慑策略,可能已经超越特区政府管治能力的常规限度。国际势力尤其美国更是在贸易战之际将反修例运动视为对华施压的一张牌,对香港反对派提供了史无前例的政治支持,不仅有反对派访美时极高规格(副总统、国务卿、众议院议长均有接见)的政治礼遇和鼓励,更有通过多种形式的在地辅导与支援。来自国际势力的超强支援一扫反对派占中之后的政治颓势,如同焕发了“第二春”,通过6月9日大游行展示了极强的街头动员与极限施压能力。     

然而,占中之后的香港治理策略,中央已明确转向“依法治理”和“有序融合”,反对派的极限施压即便有超强的外部支持亦不可能逆转这一管治新方向。只是对抗强度会升级,中央的管治与融合措施会加强。在政治上退无可退的处境下,逃犯条例的通过是可以预期的,否则特区管治与中央权威均会严重受损。问题是,此次反修例运动再次暴露了央港关系深层次结构性矛盾并未真正解决,香港在回归22年之际依然是严格的“制度离岛”,“一国两制”的全面准确实施依然面临严峻挑战。

多维:港府一开始的做法确实存在很大问题,自以为得势不饶人,拒绝给予空间让社会凝聚共识,更差劲的只向商界“让步”,以为“数够票”便万事大吉,对外界质疑不作细致说明。虽然后来对草案有所修正,但已经是为时已晚,民众的情绪已经被充分调动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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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泉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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