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于庙堂止于江湖 中南海纪念胡耀邦为何尴尬而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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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4-15 12:14:08

1989年的六四学运,在中国国内是“禁忌”,任何社交网络,媒体平台,文化作品,都不可能出现关于六四的任何报道甚至字眼,出现了就是重大的政治问题。胡耀邦作为被自由派标榜的“中共党内最民主的政治家”,他的去世更是成为六四事件直接导火索。如此种种,都注定中共对于胡耀邦的任何评价,都是尴尬、谨慎的——不能大张旗鼓,不能视而不见;不可轻拿轻放,又不可热情赞扬,所有的评价,只能停留于“庙堂”,不可拓展到“江湖”。

在中国近代史,尤其是中共的建政史中,“19*9”是一个特殊的年份,1919年共产国际在莫斯科成立,1919年中国爆发五四运动,1949年中共于北京建政,1989年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病逝并在随后发生震惊中外的六四事件……因此2019年也就成为诸多改变中国命运大事件的“周年祭”。

4月15日是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逝世30周年,这位在生前遭受政治打压,死后引发六四学运,动摇中共执政基础的中国领导人,在他去世30年之后,中国人对他的祭奠走入一个尴尬的十字路口。

各方祭奠 或低调或沉默

胡耀邦在1982年至1987年出任中共总书记,推动政治改革,被视为中共改革派代表人物, 1987年因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而被逼辞职,两年后去世。据媒体报道,在北京时间4月15日当天,早上未见有民众到胡耀邦北京故居致祭。故居门外有多名便衣人员监视情况,未见有民众到场悼念。

在胡耀邦下葬的江西共青城,15日举行主题为保护“红色记忆”及革命文物的展览,展出由胡耀邦故里提供的图片。据了解,胡家包括胡耀邦三子胡德华、女儿李恒亦于江西共青城致祭。

在媒体上,中国国内媒体基本保持沉默,微博等社交媒体上也极少有人悼念。

相比大陆,香港媒体和民主派人士纷纷以不同方式纪念胡耀邦逝世30周年,当地时间4月14日上午举行了香港纪念六四长跑活动。香港《南华早报》《明报》等媒体刊登纪念文章。香港《南华早报》刊登专栏作家黄忠清(Cary Huang)的文章说,中共前领导人胡耀邦应该是中国最具改革头脑的最高领导人之一。胡耀邦是中国政治改革和民主变革的标志性人物,是人们衡量中共其他领导人方方面面的标杆。香港《明报》则报道称,中国官方对胡耀邦的忌日讳莫如深,民间每年虽然有大量纪念活动,但是均受到严格控制,直到2005年中共中央举行“纪念胡耀邦同志诞辰90周年座谈会”,情况才有改变;2015年的100周年座谈会规格更高,对胡耀邦的评价没有改变。

需要说明的是,中国官方的沉默也并非没有原因,根据中共相关规定和惯例,已故领导人的忌日通常不会有官方纪念活动,纪念活动通常安排在诞辰纪念日。

胡耀邦逝世30周年,中共官方保持沉默(图源:VC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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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在生前,被认为是中共党内最开明的领导人(图源:VC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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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的逝世,成为六四事件的直接导火索(图源:VC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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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至今天,在中国国内,谈论胡耀邦都是一件敏感的事情(图源:VC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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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官方的沉默仍然引发了很多猜测,多维新闻在《敏感政治周期开始 中共拒六四不否定胡耀邦》对于这种现象进行了分析,认为外界不需要过度解读,因为在2015年11月20日中共纪念胡耀邦诞辰100周年的高级别座谈会上,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肯定胡耀邦是“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我军杰出的政治工作者,长期担任党的重要领导职务的卓越领导人”。在肯定了胡耀邦在各个历史时期的贡献后,习近平称赞胡耀邦的人品,并称赞胡耀邦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党和人民。他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在为党和人民事业的不懈奋斗中,他夙夜在公、呕心沥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书写了无愧于共产党员称号的人生,做出了彪炳史册的贡献。 而当2017年3月17日,当胡耀邦遗孀李昭的遗体告别仪式在八宝山举行时,习近平、李克强等时任七常委和胡锦涛等十八届六常委(周永康除外)均赴现场致哀。

可见中共高层给予胡耀邦的评价仍然十分高调,中共党内仍然保持着对这位曾经中共总书记的尊敬。

纪念胡耀邦 中南海为什么如此谨慎

但是,对于一个强大的政党而言,中共面对胡耀邦的态度,除了尊敬之外,还是保留着一些特别的“尴尬”。因为谈及胡耀邦,中南海就无法回避对于“六四”,以及那个时代很多中国人所要求的“民主”的讨论。

随着中国国门的开放,“西方式的民主”究竟是否适应中国,中国人的观点也越来越分化。支持者认为中国仍停留在人治阶段,没有实现现代化,反对者认为西方式民主并不适合中国国情,中国第五代执政者也旗帜鲜明的反对西方政治制度。

中共的官员们,更不希望普通民众过多谈论这个话题,他们更希冀中国人保留毛泽东时代对于社会主义的信仰。正如中国喉舌媒体《求是》3月刊登的2013年习近平的讲话——“资本主义最终消亡、社会主义最终胜利”。在传统的政治认知中,社会主义与西方式的民主制度,是天然的对立面。

所以,中共不希望中国人过多的去讨论西方民主制度,哪怕是批判的声音。中国官员担心,即使是批判西方,也容易让讨论走向不可控的情况。

而1989年的六四学运,在中国国内更是“禁忌”,任何社交网络,媒体平台,文化作品,都不可能出现关于六四的任何报道甚至字眼,出现了就是重大的政治问题。

胡耀邦作为被自由派标榜的“中共党内最民主的政治家”,以及他的去世成为六四事件直接导火索,注定对于胡耀邦的任何评价,都是尴尬的,只能停留于“庙堂”,而无法拓展到“江湖”。

今年不仅是胡耀邦逝世30周年,也是六四事件30周年。海外舆论一直希望,今天的中共,能够有自信去重新评价六四,去重新对于那个特殊的时代有一个定论。尽管这很难,但是对于中共的执政党转型和现代化治理而言,却是必要之举,中共不能再继续背负着六四这个包袱前进,六四之关,能否迈过,中共当有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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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佑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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