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场经济和外交 中南海如何释放纠偏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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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时间4月3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今年降低政府性收费和经营服务性收费的措施。预计实施后全年将为中国企业和个人减负3,000亿元人民币(1元人民币约合0.145美元)以上。

此前两周,李克强已接连两次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增值税减税配套措施和落实降低社会保险费率。4月3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确定的则是进一步对行政事业性收费等采取的降费举措。“减税降费是今年应对下行压力的关键举措,可以说是当前经济工作的‘一盘主菜’”,李克强说。

这只是2019年中国政府进行政策调整的一部分。从官场、经济到外交,中南海正在进行一系列的改变。这种改变最开始的信号,则是源自3月15日闭幕的中国两会期间,李克强所做的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

当地时间2019年3月26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左二)在巴黎出席中法全球治理论坛闭幕式,呼吁中欧求同存异,减少相互猜疑(图源:Reu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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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两会期间,李克强在其政府工作报告中令人意外的对监察系统的做法进行反省(图源:Reu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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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4月3日,中国副总理兼中共中央领导小组主任刘鹤(右)抵达美国开启中美第九轮贸易谈判(图源:Get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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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中国政府工作报告不仅首次公开批评曾经是中共反腐整风最具特色的助力系统——监查体系陷入形式主义槽臼加重基层负担,而且罕见地大幅度减税降费调整以往执行过程中过于严苛的去杠杆政策,甚至减少了抽象的蓝图描绘,降低了外宣的调门。报告24次提及“风险”,13次提到“困难”。这被视为中共高层为了防范风险而达成纠偏共识的展现。

“今年我国发展面临的环境更复杂更严峻,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风险挑战更多更大”,李克强说,“要做好打硬仗的充分准备”。 

官场:基层减负
    
此次政府工作报告首次直接、公开批评督查制度让外界颇为意外。要知道,督查制度一致被认为是十八大之后中共推进反腐和改革极有力的配套措施。比如王岐山担任中纪委书记时期开始的中央巡视组、后来的国务院大督查、中央扫黑除恶督导组以及中央环保督察,及至2018年因陕西 “秦岭违建别墅案”而曝光的中共“中央办公厅(简称中办)督查室”以及相应的中办督查组。

遗憾的是随着反腐和改革的推进,官场痼疾“形式主义”在革除弊病的督查系统居然同样未能幸免:敦促下级和基层官员落实政策的初衷在督查过程中被扭曲、异化成为“形式主义”。大约从2018年开始,不断有中国媒体报道基层政府普遍被冗繁的督查考核压得喘不过气来。基层官员自嘲沦为“表哥”“表姐”(花费大量时间填写各种表格)的新闻也成为2019年中国两会期间的一种另类“花絮”。

所以,李克强在做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时痛斥“政府工作存在不足,一些改革发展举措落实不到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仍然突出”,“督查检查考核过多过频、重留痕轻实绩,加重基层负担”。对此,中宣部下属的党刊《半月谈》曾经披露,2017年4月,原中国环保部对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防治开始历时一年、共计25个轮次的环保督查,而在环保部督查之前,相关县市还要自行提前检查几次,再有各类专项整治检查和日常的监察督导,仅环保一项平均每半个月就要检查一次。

太过注重形式的督查制度,甚至加重地方政府不作为或者乱作为现象。比如2017年年末至2018年年初因为“煤改气”而出现的中国华北地区企业被“一刀切”停产、民众冬季无法取暖的现象。在本次政府工作报告中,李克强明确提出要“稳妥”推进北方地区“煤改气”“煤改电”,要“重视企业合理诉求,对需要达标整改的给予合理过渡期”。

李克强的话音刚落,甚至还未等到两会结束,中办就在3月11日发出《关于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的通知》。该通知明确将2019年定为“基层减负年”,强调“坚决纠正机械式做法”、“严格控制一票否决事项,不能动辄签‘责任状’,变相向地方和基层推卸责任”。这显然是中共对于自己推行政策的一种技术性纠偏。

这样的强力纠偏背后,不仅基于督查考核机制在地方上已经面目全非的现实,也是中共的一次自我反省与批评。2016年底的一场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强调政治局“要在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方面为全党作表率”。作为中共的一大法宝,批评和自我批评在革命及执政以来的建设时期,使中共免于在不少歧路上走得太远。这种纠偏机制同时在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两个层面产生影响,共同形成良性互动,令整个中共体系不致堕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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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王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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